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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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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口腔医院

瘦高个,目光矍铄,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今年56岁的王传台是济宁众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这也是一家全国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济宁市口腔医院

来源: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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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从医经历很丰富:从一名放射科医生做到公立医院副院长,再到民营医院院长,最后又回到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负责人。如今,他正处于事业的稳定期,有一个漂亮贤惠的妻子,儿子也有了幸福的小家庭。

医院等级:

正文共:2187字

在社区医院或其他基层医疗机构看病时,如果医生热心地建议你去其他医疗机构,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被这位医生以高价“推荐”给了一些民营医疗机构。近日,常州某医院一位医生向扬子晚报记者曝出当地医疗行业已有蔓延之势的“潜规则”。据其掌握的证据,常州目前有一些小型公立医院或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生,将许多本院“无法治疗”的病人“转”给一些民营医院,并从中获利,俨然成了部分民营医院的兼职“卧底”。几天来,记者在常州地区的几家民营医院明察暗访,基本摸清一些公立医院医生推荐病患的内幕。

36年前,和大多数农村同龄人一样,他历经高考,期望走出农村到城里工作,但他又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追梦人;33年前,他从济宁市一个区级医院起步,历经成人高考、北京进修、科室主任、公立医院副院长、民营医院院长、到成为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基层医疗机构的负责人,他是济宁市二甲以上医院院级领导辞职创业第一人,实现了个人境遇的不断跨越。

医院电话:0537-2658315(客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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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区某民营医院的“绿卡”,里面暗藏回扣玄机!

医院地址:济宁市共青团路22号秦庄路(经纬大厦对过)  

上有顶层设计的分歧,下有具体管理的难题。过去问题不少,今天仍有障碍。

民营医院费用清单上,有600元钱是回扣。

王传台很少跟人说起自己的过去。

济宁市口腔医院创建于1956年,新院座落于济宁市市中心繁华地段共青团路44号,总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固定资产3000余万元,是鲁西南地区规模最大、技术力量雄厚、设备先进的大型现代化口腔专科医院,医院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于一体,济宁市牙病防治中心设在该院。现已拥有总院和高新区分院、微山分院、济宁口腔医院曲阜医院、阜桥门诊部、来鹤门诊部五个分部,年门诊量达13余万人次,在鲁西南及至全省享有较高的声誉。医院现有在职职工157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05人,高级职称11人,中级职称34人。医院科室门类齐全,医疗设施完善,就医环境舒适。设有牙体牙髓病科、儿童牙病科、牙周粘膜病科、口腔颌面外科、修复科、正畸科、牙种植科、技术加工中心、整形美容科、口腔预防保健科、放射科、防疫科、中医科、消毒供应室共14个医技科室。拥有牙科综合治疗台99台,先后引进全景数字X光机、高频铸造机、烤瓷机、铸瓷机、铸钛机、牙种植机等大中型医疗设备100余套。口腔颌面外科病房设施高档、设备齐全,床位20张。手术室拥有多功能综合麻醉机、高频电刀、心电监护仪、血氧饱和仪等先进设备,每年开展各种颌面外科手术500多例。

7月起,江南的梅雨季节已过,但浙江一带仍是阴雨连绵。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人民医院院长徐翔多了一项例行工作:每周五,他都要抽出一天时间到属下的乡镇卫生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调研。

患者的彩超检查报告单下页,常州某乡镇医院的医生写明了推荐病人去的民营医院的名字。

他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自己中专毕业时的合影,照片的背景很简陋:一个小院子,后面拉了一条红底白字横幅,写着“临沂卫生学校八三级放射班毕业留影”。照片中一张张青涩面孔,让他不禁感慨,自己已经毕业30多年了。

近几年来,济宁市口腔医院院领导班子开拓进取、锐意改革,本着科技兴院、质量建院、服务树院、效益强院的发展战略,首先对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后勤制度进行改革,使医院走上了一条快速发展的建设之路,医院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医院在全国同行业率先实行了信息化管理,引进鲁西南首台数字化影像系统,使医院临床作业过程全部纳入到数字化网络中,影像诊断无胶片、门诊病历电子化、专家会诊有远程、医疗服务质量网上监控的网络时代,从根本上实现了医疗和管理的全程数字化。此外,从创新服务理念和服务模式入手,全面开展人文关怀和人性化的医疗服务,在全国同业率先推行“三无治疗”(无疼痛、无交叉感染、无碍害)新理念。

一进会议室,卫生院的近10名业务骨干们已坐得满满的,汇报的问题大到医保欠款、人员缺乏,小到阴雨天气卫生院大楼的墙皮渗水……往往听完一家卫生院的汇报,一上午就过去了。下午,他又要赶去第二家卫生院。

医生爆料 推荐也有潜规则!

王传台在临沂卫生学校的毕业照

济宁市口腔医院技术力量雄厚,与全国多家重点医学院校有学术联系,全院70%以上专业技术人员曾在北京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等名牌医学院校进修深造,尤其近几年来医院与山东大学口腔医学院积极开展技术协作,定期请专家前来进行技术指导并坐诊,使医院重点科室的业务水平有了较大提高,颌面外科手术、烤瓷铸造牙、种植牙、牙列正畸、后牙根管治疗术、儿童牙病治疗、牙周手术台等重点项目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担任了4年县医院院长的徐翔,从今年3月起一下子多了好几个头衔——他被任命为长兴县8家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法人。长兴县人民医院与这些卫生院成立了一个“医共体”,实行人、财、物统一管理。以前,县里的公立医院和卫生院各过各的日子,交集有限。如今成了“一家人”,要搭伙过日子了。徐翔这个“大家长”,压力显然不小。

“卖”掉一名患者 医生至少能拿600元回扣

王传台出生于山东汶上县,这座地处汶水之上的小城,因特色农产品闻名全国。兄弟姐妹5个,王传台是家里的老幺,上面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因为家里穷,父母把读书的机会给了他和哥哥,三个姐姐小学都没毕业。

济宁市口腔医院科研学术气氛浓厚,自1992年以来,先后承担市级科研项目17项,现有10项通过专家鉴定,其中7项获市科技进步奖;每年都有10余篇学术论文在省级以上杂志上发表,多年被区委区政府评为科技先进单位。同时,医院还是滨州医学院、济宁医学院、枣庄卫校等医学院校的教学基地,并担负着全市口腔医生的培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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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位常州当地公立医院的医生约见记者,期望将一些不为人知的医疗行业黑幕公诸于众。据其介绍,在常州市范围内,从基层、社区医院那里“购买”病人的民营医院有很多,而这其中,少数公立医院的医生还被民营医院“收编”,充当“医托”,从中获取数目可观的“提成”。

作为一个农村孩子,王传台吃过大多数同龄人都吃过的苦。“那时的农村太苦了。”王传台至今回忆起那段岁月,依然紧锁眉头。

精湛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医院先后荣获“市中区服务最佳单位”、“市级文明单位”、“市级消费者满意单位”、“山东省首届价格诚信单位”等荣誉称号。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这位李医生在一家医院的泌尿科行医多年。他告诉记者,泌尿科肾结石的病人很多,得这种病的病人一般都会被医生推荐做体外碎石手术,这个手术目前民营医院也都可以做。遇到这样的病人,有些充当“医托”的医生掌握主动权后,往往会对病人进行劝说,或者说公立医院治疗不便等特殊情况。虽然这样的“推荐”对病人来说并非强行,但出于对医生的信任,大多数病人对医生建议言听计从,最后有的病人就会顺理成章地被医生忽悠着自愿转院。

高中是在县一中读的,交通完全靠走,王传台告诉“医学界”,白面馒头在当时是“奢侈品”。而让他印象最深的,则是老师们饭桌上的绿豆芽炒肉丝。

荣誉见证历史,丰碑镌刻艰辛,荣誉代表着社会对口腔人业绩的肯定,见证着口腔人永不枯竭的进取心、事业心。济宁口腔医院将继续贯彻“科技领先、服务高效、顾客至上、遵信守约、无私奉献”的质量方针,坚持“您的微笑是我们的最大幸福,您的健康是我们的最大收获”的服务宗旨,认真履行岗位责任,依靠精湛医术,高尚的医德服务于社会,用实际行动谱写口腔事业的新篇章,并将以崭新的形象屹立于运河之都!

与此同时,长兴县另一家公立医院也分别与一批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了一家医共体。这也正是2018年以来,浙江全面推进县域“医共体”改革的一部分。

李医生感受最深的是,近来他接治了不少“三次转院”的患者,看着他们全然不知被骗,李医生既痛心也很无奈。他拿着自己从病人那留存的一张常州某民营医院门诊的收费依据,“你看这个门诊收费依据,总金额1389.29元,其中西药600元,治疗费600元。这里的治疗费600元就是这家民营医院给黑心医生的回扣,病人看病费用能不高吗?”李医生指着门诊收费单愤愤地说。

王传台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高中班主任在食堂一边吃饭一边对着他们说:“同学们好好学,等你们考上大学,你们也能吃上绿豆芽炒肉丝!”

医共体是指以县级公立医院牵头卫生院构建医疗联盟。而更为公众所熟知的“医联体”,则是以省级医院牵头县级医院成立联盟。二者的主旨,均在于医疗资源下沉,减轻患者蜂拥省级三甲医院的弊病,力争“将病人留在当地”。在浙江,医联体改革起始于2012年,时隔六七年之后,进一步以医共体形式下探基层卫生院,体现改革逐步深化延展。

他告诉记者,前不久他还接诊了一个患有胆结石的患者,这名患者之前到社区医院看病,社区医院的医生向他表示,“由于缺乏一些医疗设备,必须转院治疗,”后来医生开了一张转院单,建议他去一家常州民营医院治疗,结果他去那里治疗了好几次,花费数千元医药费,但最终还是没能看好他的病,于是他不得不到李医生所在的公立医院求医。

浙江的医联体与医共体实践,与2009年以来国家新一轮医改方向契合。尽管如此,具体而微的改革殊为不易,顶层制度设计、主管部门协同与医院联盟管理,各个层面均曾遇到难题,如今仍有不小阻力。对徐翔来说,他前后亲历了医联体、医共体的两项改革实践,个中感受,更是百味杂陈,细微而复杂。

一张“急诊绿卡” 暗藏着医生吃回扣的“凭据”

1983年,20岁的王传台考进了临沂卫校,读了中专。“也许真的为了那碗绿豆芽炒肉丝”,王传台笑言。

下面,就是徐翔四年来的改革亲历记。

“之前,也有民营医院给我这个回扣,但都被我拒绝了。600元左右是体外碎石行业目前的医疗价位,基本上就是医生的回扣价,但也不确定,有时医生推荐病患到民营医院甚至可以拿1000元以上,每家民营医院给出的回扣标准也不同。”李医生透露说。

那个年代的中专学校涵盖师范、卫生、农林、财税等专业,不收学生学费,每月还有补助。毕业后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并转为城镇户口,成为国家干部,吃商品粮,无论是基层小学老师、乡镇医生还是财政所职工,都是一个理想的“铁饭碗”。

2015-2019,医联体的故事

记者调查了解到,随着医疗市场逐步放开后,常州的民营医院越开越多,竞争无疑也是日益加剧。为了生存,一些民营医院不得不与一些公立医院的医生拉关系或寻求“合作”,这其中,为了给民营医院推荐更多的病患,被“收买”的医生与之配合默契,病人难以察觉。

王传台选择了放射诊断专业,他寻思,毕业后去医院当一个放射科医生也不错,并憧憬自己3年后穿上白大褂的样子。

在徐翔的回忆中,4年前的2015年8月,同样是雨水不断。当时,他受命出任长兴县人民医院院长。从杭州坐高铁到长兴只需26分钟,大部分路途也是在雨中。

民营医院凭什么给这些医生回扣?李医生说,据他了解,在常州市范围内,现在从基层社区医院那里购买病人的民营医院有很多,“一般这些公立医院的医生都会在患者的转院单上盖上自己的私章,有的是给患者一张民营医院的所谓急诊绿卡,私营医院只要看到这些东西,就什么都明白了。”李医生反映的情况,记者通过调查核实基本属实。

3年的校园生活是美好的。王传台还记得填写个人简介时,他在“爱好”一栏认真地写了:文学、下围棋。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两样爱好一直陪伴着他。用他的话说,文学可以与自己对话;围棋能促使人思考,锻炼一个人的全局观。

徐翔是从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助理的位置上,调任长兴县的。8月初的一天,长兴县人民医院门诊楼四处漏雨,大厅里放满了用来接水的盆和桶,还有塞在墙缝里的毛巾和布条。这就是号称中国百强县最大的公立医院,给徐翔的第一印象。

常州市民姚保去年7月在常州某医院湟里分院做彩超诊断,查出肾结石。“本想医院检查确定病因后就可以安稳治病,没想到,当时那个医生就在我的彩超诊断书上写下‘到常州某某医院’几个字。”姚保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医生还在推介的医院下方盖了个人印章。“当时医生解释说,作为分院,医院没有治疗肾结石的体外碎石器材,而常州某某医院在这方面的医疗器材比较先进,在那里你可以安心治病。”姚保告诉记者,当时自己肾结石疼得很厉害,没想太多就去了。到了常州市区这家医院后自己才了解到,原来这是一家民营医院。李医生表示,该分院医生的做法很不符合常规,一般下级医院治疗不了的病患都会被推荐到上一级医院进行治疗诊断,而不是转院到民营医院。

1986年,王传台被分配到了济宁市市中区人民医院,成为了一名放射科医生。他清楚地记得,到市中区人民医院报到的那天,是7月12日,他特地买了个大西瓜带到科里。

门诊楼空空荡荡。2016年前的那些年,接近一半的长兴县患者艰难地奔向上海、杭州和湖州就医,就连脑卒中、心梗等急病病人,也不会选择近在咫尺的家门口的医院。

在被爆料的常州市区另外一家民营医院,昨天上午,记者发现不少病人手中都持有一张名片大小的急诊绿卡。这张绿卡上,写明了这家民营医院属于“医疗协作单位”,而在协作医院一栏,则赫然写着常州某社区医院的名字以及科室、医生姓名等信息。“其实,这些都是为了方便这些医生以后吃回扣的‘凭据’,就像湟里分院的医生在患者诊断报告单写上‘推荐’医院名字,并盖上自己的私章一样,其实他是在向被推荐医院表明,这名病患是谁介绍过来的。”

王传台在临沂卫生学校的毕业证书

站在布满水渍的地板上,徐翔想起了他的领导、浙二院院长王建安反复提起的一个信仰:“一个城市的医院,应该是这个城市最干净的地方。”

记者调查 患者如何被宰的?

穿上白大褂后,王传台分外自豪,看到每一个病人都格外亲切。回忆起当时的执业经历,王传台感悟很深:那时候的医患关系特别好,医生跟患者之间都很亲切,就像邻里一样。

几天前,王建安打电话给在余杭区某医院挂职副院长的徐翔:“有没有兴趣去长兴县人民医院?”

卖高价“垄断药” 病人在民营医院多花一倍钱

一个月工资40多块钱,月月都不够花,但他依然过得很开心。

再几天前,浙江省原卫生行政部门领导听说长兴县为发展自己的公立医院,要引进某省外知名医疗管理公司的消息,紧急踩了刹车。他马上叫停了这项箭在弦上的合作,抄起电话问省级医院,有没有兴趣帮扶长兴县人民医院?

2020欧洲杯押注 ,一些民营医院要给病人治病,还得给那些推荐病患的医生回扣,那么他们的利润空间又是从哪来的?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一般民营医院在给患者治疗某种疾病时,往往会有自己的特种药物,而且这种药物在这个城市只有这一家医院有。“你比如说这种治疗肾炎、尿闭、尿道结石的‘××××片’等几种药,在药店你是买不到的,只有在他们家你才能买到。因为是一家垄断,所以像这类药品一般价格都很高。”知情者向记者透露说,类似这些垄断药被卖出高价后,患者压根就打听不到价格。在常州市区的几家药店,记者试图寻找这几种药物,药店工作人员均表示没有这种药物销售。

彼时,浙江省的“医联体”建设正如火如荼。这场开始于2012年的改革,意图让县级医院做大做强。6家省级医院派驻副高以上的百余位专家,开启了奔赴浙江省47个县的公立医院之途。

据了解,黑心医生将病患“推荐”给民营医院后,支付其高额的回扣显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其实,从患者的医院收费清单上,“业内人”是最清楚其中的奥妙之处和猫腻的了。在李医生给记者提供的多份患者门诊收费清单上,以胆结石这一小病种为例,体外冲击波碎石费就要600元/次,加之包括西药、中成药等“独家秘药”的费用,每位患者来这家民营医院治疗,基本上都是要承担1400元左右的医疗费。李医生告诉记者,“我接诊过的一个庄姓患者,他曾经到一家民营医院去治疗过,一次收费一千多元,先后去了几次也没有看好他的病。后来他来到我这里,并把当时的收费清单带过来,我发现单子上就有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医院让患者花了很多冤枉钱。”

在市中区人民医院做了7年的放射科医生,王传台迎来了人生的转折。1993年,他被派到北京协和医院去进修,这也是医院历史上到国家最高级别医院进修深造第一人。

站在长兴县人民医院门诊楼内,徐翔心想,再差也不会比现在更差了吧?这是一个触底反弹的机会。一个月后,他正式成为长兴县人民医院院长。

“本来轮不到我,当时按照规定只有地市级以上医院的医生才有资格到北京协和去进修,我们医院只是一家区级医院。”回忆当时的经历,王传台直言自己天生就是个不认输的人。“当时,市里放射科的老前辈们都很喜欢我,通过他们,我写了申请,等了一年半,总算排上了。”

外部人空降做当地医院院长,是医院管理的大忌。一个县级公立医院的院长,在当地政治生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需要多年来形成的“江湖地位”。只有技术优势、没有人脉支持的空降兵院长,往往因处理不好各方关系,铩羽而归。

“排队”期间,王传台也没闲着。1987年至1991年这四年里,他参加成人高考,进入了济宁医学院读夜大,在那里学了四年临床医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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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农历正月十六,在老家过完小年的王传台穿了一身西装,系上新买的领带,踏上了进京的列车。那一年他30岁,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30岁,他人生中第一次从运河边的小城来到首都北京,怀着对圣殿一般的敬仰之心踏进了协和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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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的日子,一开始过得很艰难。”王传台坦言,作为一名县区级医院的医生,他在技术水平上跟大多数地市级医院的医生都存在差距。但他有一颗不甘人后的心,白天跟着老师做导管介入,晚上跟老师们做动物实验,写工作日志,夜以继日。等到进修结束的时候,给老师们留下了上进好学的好印象。

一位上海知名的医院管理集团负责人,在多年来收购各地二三级公立医院的经验后,宁愿选择院长有抱负的医院,全力支持原来院长做好医院,而不会在收购医院后换院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进修结束后,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杨宁老师等全科几十人给他践行,金征宇老师还特意赠送了一盘磁带给王传台,打开一看,是理查德·克莱德曼演奏的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以此来激励他不断积极进取。同时,在这些国内知名专家心里,医学也是一门高雅的“艺术”,跟音乐一样。

幸运的是,长兴县委县政府给了徐翔最大的支持。徐翔非常好地领悟了王建安给他的建议:“你是一个人,只有充分发挥长兴县人民医院干部和员工的作用,才能改变医院的发展”。徐翔上任后,原医院的领导班子成员,一个也没换,这在最大程度上维持了既有生态的稳定。随后,在他任职的半年内,他把已十年未换的70%以上科室的科主任换成了更年轻、有冲劲和学习能力的医生。“换完科主任后,感觉局面一下子打开了,医院的任务可以执行下去了。”他回忆。

下一步就是利用浙医二院专家的名气和技术,把病人吸引到人民医院。

列车一路南下,王传台望着窗外的华北平原,一片郁郁葱葱,内心大有“金鞍镀了出长安”之感。此刻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迎来仕途的喜悦。

下狠心抓医联体建设的浙江省,对省级医院医生下基层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下基层的医务人员都是工作至少十年以上、有副高职称的中年骨干;每个省级医院要派12个医生,其中一个要担任县级医院的副院长,可以换人,但每一个任期不得少于4个月。每次省城的专家下基层,有的要从周一一直呆到周五,如果省级医院的医生不愿意下基层,那么将会影响他的晋升。

1995年,王传台进修回来后的次年,他就被任命为放射科副主任;1996年,他直接晋升为科室主任。在科主任的位置上坐了不到三年,1998年年底,王传台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机遇。那一年,济宁市市中区委组织部面向全社会公开竞聘济宁市市中区医院的院长和副院长,正当壮年的王传台决心试一试,公开竞聘副院长一职。

如此严苛的条件,省城的帮扶医生们也都严格遵守,但效果却未如预期。

最终,王传台竞聘成功,并于1999年1月被正式聘任为济宁市市中区人民医院副院长,分管门诊、医技科室和120急救中心。而就在他升任副院长的前几年,医院一直处于低谷期,效益很差。而经公开竞聘后,新的领导班子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让业务收入增长了150%。

空降的帮扶医生们,往往是他们在的时候,百姓们慕名而来;而一旦他们不出诊,看病的人一下子少了起来。徐翔发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还是因为人性使然。省城来的专家,往往年轻又技术好,水平远高于本地县医院的科主任,基层的百姓会更加在意专家的名气,原来的科室骨干会有一种被架空的感觉,很难配合专家开展工作,也没有动力学习。徐翔调整了专家下基层的频率,一周一个科室,省城专家只来一天,完全不会让原来的科室骨干们有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后,大家反倒有动力和冲劲去向这位专家学技术。

“在两家三甲医院的包围下,我们区级医院可以说是在夹缝中生存。但我们医院有一个优势,120急救中心在我们这,我当时想,要是把120急救充分利用好,医院不愁走不出困境。”王传台告诉“医学界”,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乡。短短一个多月,他就带着医护人员把每个交通要道、乡镇驻地和村庄都跑了一遍,乡下的老百姓突发疾病后,知道在第一时间打120了。这么一来,很快就见到了成效,老百姓不像以往一样先把病人往城里送,这样还很容易耽误最佳的抢救治疗时间。

2015年-2019年4年间,在徐翔的管理下,长兴县人民医院的营收从2014年的4亿元翻了一倍,2019年将超过8亿元。一年能做三四百台肿瘤手术,80%的患者留在本县就医。因为在县级医院住院费用远低于省级医院(长兴县人民医院的出院病人均次住院费用8400元,而省级医院的费用超过两万元,国内其他知名医院的费用更高),本地就医带来的更直接的效果是,长兴县医保基金在这四年里,节省了1亿多。

在医院管理上,王传台还引入企业化的管理理念,对他分管的120急救中心每周一比其它科室提前一个小时上班,先是全面打扫卫生,然后用十分钟的时间,进行希波克拉底誓言宣誓,用这种仪式感来打造团队精神。

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只有县医院做强,先把本地病人留在当地就医,基层医疗机构才有后续发展的可能;如果在医联体建设中,省级医院虹吸县里面的病人,异地就医情况得不到解决,那么,后续的医共体建设也是纸上谈兵。

医共体,老问题与新问题

时间转眼进入了新千年。2000年,在济宁市东南300公里外的宿迁,正在发生一场“卖光式”的改革。这个苏北小城也由此一夜之间成为“明星城市”——绝大多数当地医院由公立转为私立,宿迁124个乡镇公立卫生院和10个县级以上的公立医院,全都改成了民营,成为全国唯一没有公立医院的地区。

医联体的实践才刚取得成效,徐翔再次肩负起组建医共体的重任。这一次,有些问题是医联体时期的老问题,也有些问题是医共体特有的新问题。

这一年,王传台所在的市中区人民医院业务收入又在1999年的基础上再度增加了近60%。抑或是感受到了改革的春风,作为医院领导班子成员的王传台提议,可否在医院现有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改革创新,筹建一座股份制分院,这一提议获得医院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2019年初,组建医共体的方向确定之后,长兴县人民医院的医生们开始每周去社区卫生院坐诊。像当年的医联体建设,县城的专家一到,当地患者马上慕名而来。在每周的汇报会议上,听到社区卫生院的就诊人数持续增长,徐翔徐翔又高兴又担心,因为目前基层医疗机构医生的能力不能规范合理地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的情况下,基层医疗机构的不断增加的业务量只是为了满足医务人员收入增加的需要,可能直接导致医保基金的风险的增加。

经过一年筹备,2002年3月29日,济宁市市中区人民医院众和分院正式挂牌成立,王传台兼任分院院长。那一年,他39岁。

这个具体的难题,正好折射出了医共体顶层设计的问题——医院主管部门和医保部门对于医共体发展的目标,还未达成一致。

“分院没有用政府和医院的一分钱,所有资金都由医院138个职工自愿集资入股。”王传台告诉“医学界”,新院区与医院本部实行“一院两制”。开业那天,王传台从北京协和医院和武汉同济医院各请了5位国内大咖级专家,当时在济宁轰动一时。

医共体的主导单位卫健委,希望基层医疗机构提高服务能力,多看病人多治病,“他们希望基层卫生院要做得和三甲医院一样好,恨不得病人都在那里看病。”一位医院工作人开玩笑说。

其间,北京协和医院内科王子时教授语重心长地告诫王传台:“小伙子,办医院可不容易。半年一个坎 ,一年一个坎,三年一个坎,五年一个坎,十年一个坎。”听完,正意气风发的王传台笑了笑,他完全不知道这个“坎”会来得这么快。

而医保部门则要确保医保基金不穿底,最好有结余。在这两种不同的诉求下,矛盾出现了:一方面,在医共体牵头医院的帮扶下,社区卫生院的就诊人数增多,消耗的医保费用相应增加;一方面,县级医保基金的有限额度,尚未在县级、社区医疗机构之间进行有效重新配置,卫生院这一级的医保额度也就确保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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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第一个坎不期而至。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分院开业半年,区里的领导觉得分院区的性质有点不伦不类,要求跟市中区人民医院脱钩,不能再挂分院的招牌了。”王传台至今提及此事,目光里依然闪烁着一丝遗憾。

在这种情况下,医共体的各级负责人只能做一个取舍,“当然要听医保的,因为医保是付费单位。”

“职工集资138万,银行贷款180万,还有当年亏损的80多万,2002年底,分院面临的是400多万的债务,这个摊子没人敢接。”王传台坦言,“自古华山一条路,肩负着这么多人的期盼,我不接谁接?”

另外一件让徐翔发愁的事情是,尽管各级文件有关推进医共体建设的文件都明确各级财政对社区卫生院的投入不变,但加入医共体集团后,一些经济状况不好的乡镇或街道,会有意无意地降低对区域医疗卫生的投入。

就这样,王传台接下了剥离公立医院背景的分院,更名为济宁众和医院。区里给他停薪留职三年,让他放手干。然而,王子时教授的话一直萦绕在王传台耳边,接下了的一年、三年,坎依旧不期而至,一次也没有失约。

以往,每个社区卫生院每年都会拿到街道投入的100万-300万不等的财政投入,这些补贴的金额并未定规,每年都要靠卫生院的院长们自己去争取。尽管有难度,但院长们仍然年年力争。如今,因为加入了医共体,这项补贴有断流之危险,院长们的内心非常焦虑。

“当时医院的定位是‘小而全’,什么病都看,却什么也看不好。内外妇儿,骨科、产科五脏俱全。”王传台告诉“医学界”,“新院没有底子,设备更新、学科建设、人才引进等各个方面跟政府公立医院都不能比,他们背后是政府;跟大学附属医院也不能比,他们背后是高校。而众和医院背后,只有我。”

此外,以往社区卫生院的基建和设备采购,也都能得到本级财政的不同比例的补贴。这些费用是卫生院极为看中的,如果今后本级财政不管了,显然就需要医共体的牵头方——县公立医院来出。一家卫生院几百万不等,几家卫生院的财政补贴加起来就是几千万,而县医院在药品耗材改革的不断深化下,自身面临收入结构的转型,这一大笔钱它们出得起吗?

还有一件让徐翔为难的事情:前些年,社区卫生院院长们开会时,总希望医保能够出台政策限制病人外流,降低异地就医病人的报销比例,或者希望医保能够卡紧病人到本地民营医院就医的报销政策。但这两年,医保改革的大方向是方便病人异地就医,新出的政策大多是增强医保异地结算的便利性,有时难免助长了患者非理性的就医选择权——一窝蜂地挤到省城医院。这就加剧了医保基金的紧张程度,反倒促使医保为保证基金安全,限制本地医疗机构的医保报销。

2005年的一个冬夜,王传台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随手打开电视机,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社会纪录》节目,屏幕上一个叫肖启伟的人正在痛斥药品回扣,并诉说着自己的举报之路。

在医保政策未随着医共体改革变更时,社区卫生院不再向以往那样,极力争取病人。在县医共体的讨论中,最理性的选择是,在总额包干、增长幅度有限的医保费用中,将病人推到费用更低的医疗机构中。而这种“理性导向”,长此以往,依旧不会提高社区卫生院的诊疗水平——而这,恰恰是医共体改革的初衷。

看完,王传台激动万分。他当即拿起电话拨通了114,经过几番周折查询到了肖启伟的电话号码并拨了过去,“肖主任,我被你的英雄壮举所感动,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非常欢迎你到我们济宁工作。”让他意外的是,肖启伟当即同意了。

基层卫生院的困境

同年3月1日,肖启伟从老家四川开江县辗转1300多公里,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终于抵达济宁。一下火车,他就受到了王传台在内的众和医院全体职工的热烈欢迎。王传台还提前给肖启伟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考虑到南北饮食习惯的差异,他还吩咐食堂厨师给老肖做四川口味的饭菜。

顶层的制度设计尚未缕清、各方诉求尚未协同之外,新生的医共体们,每天还面临着具体的组织内部管理问题。

“我是佩服肖启伟的勇气才请他来的,他是个英雄。”十几年后再次回忆起肖启伟,王传台依然给予了他最高的评价。在众和医院,肖启伟被委以医务总监、医科器械采购委员会主任等职。在这期间,肖启伟的故事传到了当时的卫生部长高强耳朵里。高强部长约见了肖启伟和王传台二人。

某医共体牵头医院的一位联络负责人,在和集团内部的社区卫生院交流时,最不喜欢听到的就是“你们医院,我们社区卫生院”这类称呼。

“高部长是我见过级别最高的官员了。”王传台至今回忆起来都十分激动,“那天在他的办公室,高部长和我们谈了整整三个小时。”让王传台颇感意外的是,高强部长尽管“居庙堂之高”,但却对“江湖之远”的事情了如指掌。

虽然名义上是“一家人”,但因为是“拉郎配”,双方信任感的建立依旧需要时间和努力。一位社区卫生院负责人在医共体成立时非常担心,牵头医院会从自己的卫生院挖人,“社区卫生院招一个本科生很难,招了也难留住,他们如果挖我们的人,太容易了。”

高强部长对王传台正确的办院方向、办院宗旨和创新精神给予了高度肯定,并且表达了对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的关切。临结束时,高强部长还送了王传台一句话:“为国分忧,为民解难,为职工着想”。

徐翔并不觉得这一点是困难。当年相对松散的省——县医联体建设时,派他来长兴县人民医院的浙二院长王建安,真的做到了只出钱出力,从未从长兴人民医院虹吸病人。“他有这个胸怀,这点也影响我处理和医共体成员的关系。”徐翔恪守这个原则,按需往社区卫生中心派驻骨干专家,人民医院承担所有费用,但没有要求基层医院上转多少病人。2019年的上半年,人民医院业务增长没有超过10%,而基础医疗机构的增长超过18%,一直困扰基础医疗机构院长的顾虑,烟消云散了。

高强部长和王传台合影

但徐翔现在也面临着当年做医联体时不曾遇到的困难:当年他只需把一家公立医院——长兴县人民医院办好,而现在,他面对的是8家医疗水平更加有限的社区卫生院。

在长兴县,如今的社区卫生院的医疗水平和十年前比,已经是大幅退步了。一位卫生院院长回忆,在2003年时,社区卫生院能开展一些简单的手术,接生、剖腹产等手术也都能开展。而现在,一个简单的清创手术,对他来说也很艰难。

从2002年到2008年,这6年时间里,众和医院一直处于“极端困难时期”。用王传台的话说,是“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政策没政策。”

2003-2013年这十年间,长兴县的社区医疗机构一度全部卖给了民营医院,直到2014年,政府才又将这批社区卫生院回购。

“那个时候的民营医院活得好的就是某某系。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宁愿回家种地,也绝不走某某系的路。”王传台告诉“医学界”,陪他度过那段岁月的,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他把这本书放在书架上最醒目的位置。

这十年,被当地医疗界称为“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展缺失的十年”。期间,基层医疗人才流失严重。据长兴县人民医院一位主治医师回忆,当年她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中心被卖之后,某民营老板的十几岁的儿子当了院长,她感觉非常不舒服。此后,她重新参加考试,到大学进修,最终分到了县人民医院。

“从古至今,没有哪一个医生能成为亿万富豪,而受人尊重、流芳千古的医生,几乎代代都有。”王传台笑言,自己是从体制内走出来的,不走歪门邪道,要走就必须走正道。“但是,人间正道是沧桑呀。”

在那十年间,还有更多的基层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被当地民营医院挖走。以长兴县煤山社区服务中心为例,这个中心被“半卖半送”,并给了一家民营医院。当初核定编制是135人,结果有30多人带着编制去给民营医院工作,只有不足100人留在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直至今日,遗留问题还没有解决,这家社区卫生院的编制和人手严重不足。

坐了6年冷板凳,机会终于来了。

如今,在徐翔每周一次参与的沟通会中,卫生院人手不足、设备老旧、信息化建设能力滞后等问题,几乎每次都会被提到。

2006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深化城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对于王传台来说,改革的东风总算来了。

一下子担任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法人的徐翔,要在短期内要建立统一的管理标准、绩效考核和信息化平台,而且要保证改革的平稳过渡,压力可想而知。

2008年,众和医院成为济宁市首批改革试点医院,由一级综合民营医院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挂名“金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始承担起国家公共卫生服务职能。

在绩效考核问题上,不光是徐翔,卫生院院长们也深感为难——已经有卫生院的职工找到院长们:“不是成立医疗集团了吗?我们的收入也要和县人民医院的职工看齐。”

“当时,我做了一个壮士断腕的决定——不再走小而全,改走小而精。”王传台介绍,回归政府主导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定位后,众和医院把原先重点发展的产科和骨科等高风险科室悉数砍掉,转而打造以居民健康需求为中心,立足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功能定位,“一方面,跟大医院走差异化路子;另一方面,承担起基层健康守门人的责任。”

而实际上,长兴县人民医院牵头的医共体集团的财务尚未完成统一。医共体成员间的财务账目是独立的,法人履行的只是管理责任。

作为医院的掌舵人,王传台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多年的从医和管理工作,让他知道,机会来自于大环境,但是,在条件并不十分成熟的时候,就需要先夯实自己,等待机会的来临。

同样的问题,在湖州市下属的另一个医改样板德清市同样存在。一位到德清医共体考察的医疗专家谈到,德清医共体的财务也尚未统一。

王传台说,医改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强基层不仅靠政府的强政策,更要有运营管理的强思维。众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前正在探索以中心为枢纽,对下建立立足于居民社区的健康驿站集群,对上建立与不同层次二、三级医院分级诊疗医联体、医共体协同关系,形成强有力的“N+1+N”众和社区医疗运营模式。

在徐翔看来,形式上的财务统一很简单,医共体集团设立一个账号就可以,但这种意义上的“财务统一”,如果背后没有各个基层医疗机构管理的统一、医疗标准的统一,人员绩效考核细则的确定,最终只会沦为形式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

在政府文件中,医共体集团的“人财物”统一,是一个定义和前提;现实中,“人财物”的统一,是一个不确定何时能完成的过程和结果。

2017年,济宁众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荣获“全国百强”称号。给王传台颁奖的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副司长诸宏明,在蓉城的晚秋时节。

这段路程,只能由徐翔这样的院长们和基层医疗机构的负责人,一起走下去。

随着众和品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省内外政府部门领导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多次来众和调研、参观、考察。王传台感觉比以前忙碌了许多,经常到处跑。接受“医学界”访谈前,王传台还不忘反复确认时间,因为他第二天还要去北京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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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30多年走来,从公立到民营,最终又回到了“体制内”,但王传台对“体制”却有着自己的理解,“体制就像个围城,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但围城最终是要打破的,进出会变得更加自由。”

版权声明

前不久,徐群辞任济南市委常委去从商的消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媒体以“最有情怀的副市长辞职”为题进行了报道。王传台在朋友圈转发该文并评论道:“跳出体制,说明中国在进步,说明山东在进步。铁饭碗这个词,会慢慢扔进时代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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