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杯押注-欧洲杯盘口-欧洲杯竞猜【2020欧洲杯】

热门关键词: 2020欧洲杯押注,2020欧洲杯盘口,2020欧洲杯竞猜

三甲医院儿科又停诊了,这次还是急诊

- 编辑:2020欧洲杯押注 -

三甲医院儿科又停诊了,这次还是急诊

据现代快报报道,8月25日,一名6岁的小患者在接受治疗时,因为过分焦虑狠狠咬住了医生的手指,尽管疼痛钻心,医生也没有制止孩子,一直坚持到操作结束。

4名医生病倒2个,海口市人民医院急诊儿科白天不得不停诊。近日,海口市人民医院急诊儿科发布通知称,急诊儿科不能提供7X24小服务,只提供夜间诊疗服务。

2013年6月10日,广东佛山,儿科医生何小城下班了。他从前一天早上6时一直坚守岗位到第二天的中午11时。图/CFP

与最难、最累相对应的应该是更合理的薪酬待遇、更高的社会认同。在这一点上,医疗机构也好,家长们也好,都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新闻发出后,不少人纷纷点赞。

3天之后,海口人市人民医院急诊儿科又恢复了,方法很简单:抽调门诊医生紧急支援。

早上8点,60岁的刘晓雁的诊室里已经挤着6名家长。

“到儿童医院工作的药师,没有经过任何儿科的培训,如何监督儿童临床用药?”日前,一次学术会议上,原北京市卫生局局长、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名誉会长朱宗涵的发问,让会场陷入沉寂。专家称,我国儿科医生紧缺,平均每千名儿童不足一位儿科医生。(《科技日报》3月26日)

看到信息,笔者也深受感动,但是感动之余是深深的悲哀,为何受伤的总是儿科医生,如果儿科医生人手能再多一些,是否这样的“感动”也会少一些?

海南并非儿科医疗资源短缺省份,儿科资源配置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海南省共有儿科医生1601名,海南省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医师人数达到0.87名,虽高于国家标准每千人0.69名,但儿科医生数量仍旧不能满足当前需求。

她是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也是儿研所首位成立工作室的专家。

儿科医生到底有多紧缺?感性的认识是,每到病毒性流感高发季节,几乎所有医院的儿科门诊都是人满为患。因为患者太多,医生直到下午两点钟才得空扒两口饭;医生一出诊室就被围上,上趟洗手间都不得不先道歉;为了减少上厕所次数,嗓子发炎也不敢多喝水……如此高强度之下,儿科医生病倒的情况也比较常见。不久前,扬州一家医院“多名儿科医生病倒”不得不张贴告示,请家长另择他处看病,就是例证。

儿科医生“荒了”

数量少+压力大+集体病倒=儿科难以为继

已经退休被返聘的刘晓雁每次出诊都是特需号。在她的门外,仍然有至少100个病历本和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儿家长。而皮肤科的普通号有5位出诊医生,他们挤在4个诊室里,每天需要面对的是一千多名患儿。

理性的认识是,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统计,中国14岁以下的儿童数量超过2亿,儿科医生的数量却不足10万,平均每千名儿童只有0.43名儿科医生,仅为发达国家标准的1/3。几年前,我国的儿科医生缺口就超过20万。更令人忧心的是,2010年至2014年我国儿科医生总量并未增长,反而减少了约 0.3万人。如果再把这样的态势放在“全面二孩”可能带来的巨大就诊需求中去看待,儿科医生荒的破题之切,已是急在燃眉。

2019年6月,海口市人民医院急诊儿科因为4个医生病倒2个,白天不得不停诊。

儿科门急诊停摆时有发生,“医学界”盘点发现,近年来媒体公开报道有20多家医院加入“停诊大军”。

2015年,儿研所的三百多名医生诊治了216.97万名患儿;北京儿童医院的就诊人次则达到317万。这两家儿童专科医院的工作强度折射出儿科医生的人才缺口。

儿童处在生长期,比成人更柔弱。优质、专业的医疗资源理应向儿童群体倾斜,可为什么我国儿科医生长期紧缺,局部甚至出现儿科医生荒?根本原因在于重视不足。

海南尚属儿科资源配置比较高的城市,其他城市更不用说。

● 2015年,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由于急诊儿科医生人手不足,暂停儿科急诊,仅收治危重症患儿。

国家卫计委的数字显示,在中国,0-14岁的儿童约占总人口的20%,而目前儿童专科医院仅有99家,占医疗卫生机构总数的0.01%。2014年,每1000人拥有执业医师为2.12人,而每1000名儿童仅拥有0.53名儿科医生。目前儿科医师有11.8万人,这意味着中国儿科医生的缺口已达到20万人。

在一些人固有观念里,治疗小孩感冒发烧咳嗽的儿科医生算不上医生中的“高精尖”;在医疗行业也流行着“金眼科/银外科/马马虎虎妇产科/千万别干小儿科”的顺口溜;甚至在儿科医生的培养上,教育部门也一度出现“轻视儿科”的倾向。1998年学科调整之后,儿科专业停止招生,切断了儿科医师的稳定来源,从根源上造成了今天儿科医生短缺的局面。尽管2016年开始,教育部恢复了8所大学儿科专业的本科招生,但这种补缺口还需时日。而且,长期形成的轻视,依然惯性存在,需要努力纠正。

2018年,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发布公告:因儿科医护人员持续超负荷工作,已有多名医生病倒,即日起暂停新海院区儿科门诊和输液。

● 2015年,南京一家医院因唯一的儿科医生生病,停诊数月。

“累、穷、险是儿科医生荒的原因。”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儿科主任王斌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眼下,除了加大儿科医生培养力度外,还需要引导医疗行业乃至整个社会根除把儿科视为“小儿科”的偏见。医生是救死扶伤的特殊职业,所谓“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者,心不近佛者,不可作医误世”。所有医生都应该得到尊重,但儿科医生应该得到更多一些的尊重。

2018年,武汉开发区妇幼保健院儿科门诊暂时停止接诊,因为唯一的一名儿科医生辞职。2018年,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天佑医院宣布:暂停医院儿科门诊。

● 2016年,北京海淀医院儿科因故停止后夜急诊。

“现在不是抢人才,而是抢人”

儿科又被医家称做“哑科”,因为幼童不能言语,即使能言语亦往往词不达意,治疗不懂得配合,稍有不慎便会贻误病情,所以一般都认为治小儿病最难、最累。与最难、最累相对应的应该是更合理的薪酬待遇、更高的社会认同。在这一点上,医疗机构也好,家长们也好,都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

● 2018年,流感流行期间,天津海河医院儿科停诊。

早上8点是刘晓雁的上班时间,但她总会提前在7点半出诊。在这间10平方米的诊室里,两位主治医师坐在刘晓雁对面,作为她的助手。她们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才能完成一百多个患儿的诊治。

“幼者无横夭之苦,老者无哭子之悲”,这是中华“儿科鼻祖”、北宋名医钱乙一生的追求。这又何尝不是儿科医生们的共同追求呢?专家在公开场合的痛心诘问是一个提醒,提醒政府进一步加大力度破解儿科医生荒,也提醒公众:不论多么心焦如焚,哪怕是扎针没扎准,也要对广大医护人员特别是儿科医生保持起码的体谅和尊重,治小儿病不易,切莫把儿科视为“小儿科”。

《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显示,2011年至2014年,中国儿科医师流失人数为14310人,占比为10.7%,其中,35岁以下医师流失率为14.6%。根据国家卫健委2020年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医师数要达到0.69名的目标,我国儿科医生数量缺口86042名。

● 2018年,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发布公告:因儿科医护人员持续超负荷工作,已有多名医生病倒,即日起暂停新海院区儿科门诊和输液。

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许鹏飞在儿科工作了28年。2012年1月7日那天至今仍让他难忘,他清楚地记得,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他看了170个病人。

作者简介

“金眼科、银外科、累死累活妇产科、千万别干小儿科”,从这句医疗圈的调侃或多或少可以看出儿科现在的囧境。

● 2018年,武汉开发区妇幼保健院儿科门诊暂时停止接诊,因为唯一的一名儿科医生辞职。

28年中,许鹏飞上了25年夜班,每四五天一次,从下午4点半到第二天早上8点。每次值夜班的儿科医生只有1位,高峰时,他要面对将近200个病人。“下夜班后,我根本开不了车,精神太紧张,太累了,踩油门都难。”许鹏飞只能在医院睡一觉再回家。

姓名:李思辉 工作单位:

为何“儿科荒”频频出现?

● 2018年,新年第一天,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天佑医院官网宣布:暂停医院儿科门诊。

在医院工作,意味着没有8小时工作的概念。一些医院的儿科规定,24小时值班的医生,第二天上午还需要出门诊,连续工作会超过28小时。“周末不能放下所有工作去休息,就算不当班也要转一下病房。”王斌苦笑了一下说,“我们都不算小时,只看有没有时间休息。”而在儿研所,儿童外科的大夜班要上36小时,内科一次连班则达到48小时。

1. 1998年高等教育改革,让本就捉襟见肘的儿科人才更紧缺。医学院的本科教育取消了儿科专业,代之以临床医学专业,儿科学成为其中的一门课程。1999年,全国儿科专业停止招生。由于缺乏有效的儿科医师培养机制,愿意从事儿科的人越来越少。

中国儿科医生究竟有多缺?

如今,许鹏飞不再上夜班,10个年轻医生成为儿科急诊和夜班主力。但是,如今有4名医生同时怀孕,1位患病,“一下子一半人上不了夜班,排不出人来,剩下的人就要弥补这个工作量。”

2. 风险高。儿科被称为哑巴科室不是没有理由的。儿科与成人科室不一样,孩子不能具体描述自己的症状,只能由家长代述。医生治疗更多依靠从医经验、依靠自身知识积累,这就对医生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之现在的孩子都比较金贵,往往一个孩子背后站着四五个大人,稍有差池,医生面临的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这也是为什么儿科称为高危科室原因。

面对医院儿科的停诊,曾有人问三甲医院难道只有三个儿科医生吗?

2015年,许鹏飞有3个同事辞职,“压力太大了”。但招聘儿科医生却一直是医院的难题。2016年,中日友好医院的儿科招聘来参加面试的只有1位。许鹏飞说:“现在不是抢人才,而是抢人。”医院更愿意招收有临床经验的临床型博士,因为科研型博士需要医院重新培养,经历3年的轮转期,3年内将无法出诊,这意味着短期内难以减轻其他医生的工作负担。“现在我们退而求其次,但科研型博士也都没人来。”

现实情况却是有些三甲医院儿科医生不足三人。儿科医生招聘之难,人才流失之快也让医院措手不及。

王斌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医学院扩招本科,毕业生并不少,都说就业困难,但儿科反而招不到人。”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开业时,晁爽是儿科仅有的两名医生之一,但因为另一名医生要先进行规培,所以实际上开始只有她一个人。

医药英才招聘网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月底,儿科医生的招聘需求较去年同比上涨18%。其中北京、上海、广东同比分别上涨19%、23%、18%;二线主要地区,四川、江苏则分别同比上涨22%、21%。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从2014年11月开业以来,每年都在招聘儿科医生,学历要求仅为研究生,但每年预定的招聘名额都从未招满过。

儿科医生的紧缺状况在二、三线城市更为突出。2014年上半年,大连市公开招聘儿科医生却无人报考,大连儿童医院一年内共有40多名儿科医护人员辞职。在河南,平均每4870名儿童才拥有1名儿科医生;在内蒙古,每1000名儿童拥有的儿科医生仅为0.17名……

“招聘结果非常不理想,儿科医生太少了,去年一个也没有招到,轮空了。”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科副主任晁爽告诉“医学界”,“我们只能降低要求,希望招聘到更多儿科医生,而且专业硕士已经能够满足儿科临床需要了。”

“七八年制的医学生几乎没有干儿科的,真正自己选择儿科的比较稀有。”王斌说,“成人科挑剩下的、没有好地方去的才去儿科。”

4年多来,科里最多有过10名医生,现在有9名医生。但就科室当前的情况,晁爽表示,理想的人员配置还需要再翻一番,如果再开普儿病房,还要再多10名左右医生。

1999年,医科院校的儿科系停止招收本科,这被认为是儿科医生缺失的主因之一。今年1月26日,14位四川省政协委员写下联名信,呼吁教育部恢复本科专业目录中的儿科专业。如今,国家卫计委正协调教育部恢复儿科学专业本科招生,这将成为卫计委2016年的工作要点之一。

另一方面,儿科医生流失也在加快,成为医院儿科之痛。

2月24日,国家卫计委科教司副司长金生国称:“针对儿科医师紧缺现状,将着力加强儿科人才培养,到2020年,力争使儿科医师达到14万人以上,每千名儿童拥有的儿科医师数达到0.6人以上。”

《人间世第2季》讲述的是新华医院儿科医生的故事,但播出之后,媒体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医院一个科室4年离职5个医生上。

然而,同样不设本科专业的还有眼科、外科、内科、皮肤科等,却没有面临相似的困境。医生中还流传着一句话:“金眼科、银外科,千万不做小儿科。”

据《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显示,目前我国城市每千名儿童拥有儿科医师数为0.57人,农村为0.47人。而按照《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到2020年每千人口拥有0.69名儿科医生”的目标,目前儿科医生缺口已直逼十万大关。最近3年,中国儿科医师流失人数为14310人,占比10.7%。其中,35岁以下医师流失率为14.6%,占所有年龄段医师流失的55%。

“医学应该是全科教育。”不止一位儿科医生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并不认为不设本科是儿科医生荒的主因。

作为该告的发布人,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分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院长孙锟院长坦言,导致年轻儿科医师流失的主要原因有两点收入低和医院给予的职业上升路径不清晰。

李昕是江苏一所211大学临床五年制的医学生,在大专业分流时,学生要选择临床或儿科。李昕记得,当时一个三甲医院的副院长为他们讲解儿科医生的职业规划,学校也鼓励学生选择儿科,并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比如奖学金倾斜、优先保研,甚至这家三甲医院愿意100%接收儿科毕业生。“其实我当时有点心动,但别人都说傻子才选儿科。”最后,儿科方向的40人名额没有招满,将近200人选择了临床。

《医学界智库》曾发布了一项数据报告,受制于儿科诊疗特点,少检查小用药,儿科普遍经济效益差。

“现在的问题是,就算恢复本科专业,人家也不来。最后变成分数不够被迫去读儿科有什么意义?”王斌并不认为医学院校招收儿科本科生能解决如今的困局,“这个职业不受待见,不受尊重,谁会来做呢?”

喊打喊杀的家长们

9点57分,工作将近4小时的刘晓雁第一次起身,她要为十几个患儿做激光治疗。“孩子一会儿还上课呢!”“孩子要验血还没吃饭。”“你们为什么要加这么多号?”焦灼等待的家长们开始抱怨。保安开始维持秩序,“看她的号不要着急,要拿出五六个小时的准备。”

走廊里,孩子尖利、无休止的哭声让这里的噪音一度达到高分贝,相当于站在一条无法听清对方谈话的马路上。诊室里,一个父亲热得撩起衣服,露出肚皮。有的孩子站到椅子上、甚至医生的桌子上。“一天下来,脑子都是蒙的。”一位医生说。

儿科医生长期面临的是嘈杂、无序的工作环境,还有更为尖锐的医患矛盾。“在外国,医生不会在孩子哭闹时看诊,要等孩子平静下来才行。”王斌介绍说,“在中国,孩子在哭家长都要一巴掌扇过去,如果我们让孩子出去玩一会儿,平复好再回来看病,家长都不能接受。排队的人实在太多了。”

魏琪带着孩子从安徽赶来北京,为了挂上刘晓雁的特需号,已经排了3天队,他不得不交给号贩子500元。早上8点就来候诊,但直到11点也没有排到他。

在刘晓雁离开的一小时里,门外的叫号护士撑着太阳穴,看着面前几十个病历本说:“今天看得慢了,对你们负责才看得慢啊。”

但依然有家长对她喊:“你们怎么排的队?病历本儿都不动,是不是按照号走的?”为了挂号,这位家长前一天晚上12点就来到医院。但在她之前,还有早就预约好的复诊加号。

一名穿过人群的医生被患儿家长训斥:“看着点,别碰着我孩子。”医生没有搭腔,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不算什么。”另一位医生粗略计算,科室里有三分之一的医护人员被推过、打过,“这个数字还不够可怕吗?

王斌的科室主要治疗危重症患儿,他们是比成人更加脆弱的生命。医学是不完美的科学,患儿离世,家长发短信威胁“要杀你”。对他来说,面对喊打喊杀的家长已经习以为常。

在许鹏飞眼中,风险最大的是发烧等变化快的儿科疾病。曾有一位患儿从发烧就诊到离世只有3天时间,“看得越多,面临的风险越大,出了问题没人保护。”如今,许鹏飞希望能渐渐取消自己的门诊,把重心放在治疗过敏、自闭症防治等专业病上。

儿研所宣传中心负责人池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当出现医生被刺、被打的新闻时,有的医生甚至不愿坐在背对门的工位上出门诊。

一名儿研所的保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见过吵架的、打孩子的、拼命给医生塞红包的、甚至醉醺醺的家长。还有家长阻止医生下班,“她为什么下班?她有孩子吗?”

一位上海的儿科医生在朋友圈写道:“今天急诊当值,被家属吼了一句‘你没吃饭关我屁事’,开始没什么,后来写着、写着病史,发现有水滴到本子上,我才知道是自己在流泪……”刘晓雁的一位同事复述这段话时,红了眼圈。

更加脆弱的是一位郊区二级医院的儿科医生,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次接夜班前,都要在家哭一场,因为她不知道今天要面对的是什么。“上班前诚惶诚恐,心里直哆嗦。”

2020欧洲杯押注,12点35分,在诊室门口被家长抱在怀里的孩子已经睡着。一个血管瘤患儿家长拿着孩子的照片冲进刘晓雁的诊室。“好多人都是问一下、问一下,能排队问吗?”叫号护士没能拦住他。一直笑容满面的刘晓雁终于说了一句重话:“你们都说着急,然后就理直气壮直接插进来。”这时已经是下午1点,还有9个家长抱着4个孩子挤在她10平方米的诊室里。

1点40分,护士走进诊室,拦住还在排队的患者说:“主任要吃饭了。”但20分钟后,刘晓雁才结束了上午的看诊。

她坐进隔壁不到10平方米的休息室里,和8个医护人员挤在一起,往嘴里塞了一口方便面,此时面条已经提不起来,这是护士1小时前为她泡好的,也是她多年来的午饭。“儿科医生不需要同情,哪个科室的医生都辛苦,就像各行各业都需要尊重。”刘晓雁说。

可是,“这个行业、这个群体充斥着不被尊重的感觉。”许鹏飞说。1个月前,他终于决定不再为病人加号。“这样看下去,有什么意义呢?我再怎样透支自己的身体,患儿也不会减少。”

2015年,中日友好医院儿科急诊楼的玻璃被家长砸碎了。在成为一条简短的社会新闻后,事情不了了之。许鹏飞觉得心寒,“砸就砸了,赔钱就完事了。”

“亏本买卖”

虽然,“被承认的感觉比收入重要得多”,但儿科医生的付出和收入难成正比是医生中绕不开的话题。

2015年,王斌的科室创收九千多万元,这在儿科几乎是天文数字。“我们是院里的优势学科,创收能力强,因为大多是危重病人,需要各种治疗手段和医疗设备,但医生的劳力并不值钱。”有家长问王斌:“你年薪没有400万也得有300万吧?”王斌苦笑着说:“我工作10年不吃不喝一共能有200万吧。”50岁的王斌是正高级职称,同时是硕士、博士生导师,如今年薪不到30万。

王斌和许鹏飞都工作了将近30年,至今没能在广州、北京买房。据医药英才网招聘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东三地儿科医生的平均月薪分别为7317元、8907元和6893元。中华医师协会儿科分会调查发现,儿科医生的工作量平均是非儿科医生的1.68倍,而收入只占成人科医生的46%。这样的收入差距,让年轻的儿科医生向许鹏飞抱怨:“同学聚会都不敢去。”

在以药补医的情况下,儿科用药比成人科室少很多,也意味着儿科医生的收入远低于成人科医生。譬如,一个止咳的氨茶碱片,1岁以下的儿童吃五分之一片,成人则吃1片。

2012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曾在全国卫生工作会上提出,2015年,所有公立医院要全面取消以药补医,这将是“十二五”医改需要突破的关键问题。

而公立医院的创收压力仍在增加,“医院院长每天早上醒过来,要是知道医院亏本,他得自杀。”一位儿科主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医疗机构仍然难以做到“收支两条线”。

2015年,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两会”上提出,虽然医改目前实现了医保广覆盖,但公立医院80%的收入仍要靠医务人员创收。“政府给医院的支持不到医生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这根本体现不出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也永远不能做到医药分家。”

在三甲医院里,儿科在经济上的贡献率是最小的,几乎是亏本“买卖”。一位三甲医院的院长对儿科主任说:“我不求你们挣钱,别拖后腿就行。”

医生待遇低、工作强度大,患者就医体验差,医患矛盾尖锐,这样的恶性循环让医学生对儿科望而却步。“如果儿科医生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穷巴巴、这么辛苦,还要负这么大责任,为什么还做医生?”一位三甲医院的儿科主任向《中国新闻周刊》抱怨。

“现在的医改更强调覆盖全民,逼着医生把所有老百姓服务好。但是,逼得了第一代人,第二代人就不来了啊。”王斌说,“如何吸引社会精英进入这个行业,让这些医生给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才应该是医改的方向。”

作为领导,王斌也会告诫年轻医生需要“奉献、艰苦奋斗”,但他也知道,“仅仅依靠精神力量能支撑一个行业的长期发展吗?”

难解的应对方案

下午4点,中日友好医院儿科门诊的楼道里仍然挤满家长。4个大人带着一个孩子来看病,几乎是标配。这让医生不得不花费更多的精力为4个家长答疑解惑。“每天面对这么多人,难免有时候说话就简单了。”许鹏飞说,“精力有限时,实在没法加号,患者就说你没有医德。”

2016年2月19日,北京市医管局决定,市属医院将建立移动预约挂号系统,取消医生个人手工加号单,由医院统一管理加号权限和额度。

在刘晓雁看来,一些行政干预让医生更加为难。1月30日,针对“儿科医生荒”,国家卫计委做出工作安排:“儿科医务人员不足时,可以对高年资内科医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充实儿科医疗力量。”无论是内科医生还是儿科医生,都难以理解这项措施。“儿科医生不足,内科医生顶上,这不是公开让内科医生非法执业吗?”

2015年,国家卫计委发布通知,要求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对儿科和院前急救岗位从业人员,开展加试相关专业内容的加分考试,也就意味着儿科和急诊医生可以获得降分录取。

“降低门槛只能让人以为儿科医生是成绩最差,在医生里是劣等的。”这样的做法令儿科医生心寒。不止一位儿科医生如此抱怨,“主管部门觉得儿科不重要,可以被随便替代,也可以降分录取,好像我们可有可无,什么人都可以做儿科医生。”

晚上8点,刘晓雁终于送走最后一位患者,关上了运转将近13小时的电脑。而前一天,刘晓雁晚上9点才离开医院,比她更晚下班的是科室护士。

“年轻大夫想不明白,为什么我要这么干。”刘晓雁说,自己不是没有其他选择。每周三,她也会在就医环境更好的私人诊所出诊,在那里她的出诊费至少是儿研所的4倍,她有更大的办公室和更安静的诊疗环境。刘晓雁打了个哈欠继续说:“因为我知道,还是在公立医院能面对更多、更普通的患者。”

2015年12月18日,儿研所的门诊信息系统瘫痪了大约9小时,全部改成手工作业。医生们自嘲:“电脑都累了,何况人呢?”

本文由医院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三甲医院儿科又停诊了,这次还是急诊